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谷雨计划（ID：guyuproject），作者： 崔莹。

74名孩子葬身海啸背后，是学校、政府的失职，和家长对真相的追问。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地震。这次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夺走了1.8万人的生命。

地震发生后，时任《泰晤士报》驻外记者的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oyd Parry）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进入一片凌乱的核工厂。

他看到田里渴死的牛、被流浪狗占领的废弃村庄……他采访幸存者、政客、核专家，冷静地报道每一处灾情，直到几个月后，来到临近海岸一个名叫伊根町（Kamaya）的村庄。

△ 2011年3月15日，日本宫城县石卷市，地震、海啸过后一片狼藉。来源 | 视觉中国

这里是日本大地震灾情最惨烈的地方之一。幸存者用“地狱”来形容海啸——393名居民中，死亡197名；整个小学被淹没，完全看不见。

村干部兼建筑工程师安倍回忆，海水褪去，他看到满地的垃圾、松枝，孩子们的腿和胳膊从泞泥里探出来……

海啸后的第一天，安倍从烂泥中挖出10个孩子。

床单、衣服……孩子们的尸体被包裹住。人们小心翼翼地在旁边标注上他们的名字和年级。所有的人，一边工作，一边哭泣。

金野的婆婆、公公和三个孩子都已遇难。她早上在学校清洗、辨认孩子们的尸体，下午在村里的服务站帮难民们做饭。灾难发生后的第二周，金野找到了丈夫。附近未来几天的火葬场都被预定满了，她的丈夫要开几个小时的车去找干冰，以期保存5具尸体。

△ 2011年3月15日，日本宫城县石卷市，人们在废墟中寻找可用物品。来源 | 视觉中国

大川小学（Okawa Primary School）总共有108名学生，海啸时，78名学生在校，74名遇难；在校的11名老师中，10名遇难。

大川小学的悲剧，除了天灾之外，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人祸。

“倘若地震发生，全世界最安全的去处是日本，最不可能遇难的地方是日本的学校。”帕里说。日本的建筑标准非常严格，多年的技术革新已经令其抗震力世界一流。日本所有的机构、学校都有详密的应对地震的方案，并且经常演习。

海啸发生后，日本有九所小学被海水淹没，但没有一所校舍倒塌或遭遇严重的结构性毁坏。除大川小学，其他小学只有一名伤亡。

帕里称，按照惯例，在海啸中丧生的老年人要多于年轻人，年纪越小，遇难的可能性越小。孩子们和老师在一起的安全性要高于和父母在一起的安全性。在这次1.8万遇难者中，有351个孩子，他们中的78%当时或因病没有去学校，或很早被焦急的父母接走。

大川小学所在的位置与海平线相平，距离大海约有180米。从地震发生到海啸袭来，间隔51分钟。当时各处警报响起，要人们疏散。大川小学的老师们召集孩子们集合，站好，点名，却没有带他们登上学校后面的山头——那是可以让所有人活下来的安全地。

他们迎着海啸来的方向，走向了一个交通环岛。

△ 2011年4月11日，日本宫城县石卷市，一个在地震中失去朋友的男孩拿着一束花走在大川小学附近。来源 | 视觉中国

愤怒的家长们表示着各自的懊悔和悲伤。原以为万无一失的决定，让他们失去了孩子。他们希望政府调查真相。

在媒体、家长的压力之下，灾难发生将近两年后，市政府成立了“大川小学事故核查委员会”。2014年，一份两百页的调查报告发布。报告表明，大川小学缺少应急手册，之前也没有针对海啸的任何演习，教育委员会和当地政府准备不足。

2014年3月10日，也就是海啸三周年的前一天，遇难孩子的家长以玩忽职守的罪名将市政府告上法庭，要求给每个逝去的小生命赔偿一亿日元（约612万元人民币）。2016年10月26日，一审判决下来，家长们赢得了官司，每个学生的死亡赔偿金是6000万日元（约367万人民币）。

△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及其作品《海啸幽灵》。

帕里用六年时间，一遍遍造访，完成非虚构作品《海啸幽灵》（Ghosts of the Tsunami）。它的文字隐忍而平静，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这本书获得了2018年的福里奥文学奖（Folio Prize）。

2018年，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谷雨记者对帕里进行了专访。

和遇难孩子家长一起落泪

谷雨：海啸发生后的那个夏天，你决定去伊根町，去大川小学看看，第一次到那里时，你看到了怎样的情景？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那是2011年9月，灾难给伊根町、大川小学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学校周围的房屋被彻底摧毁，所有的田地被冲走。当地只剩下两个建筑物——三层高的诊所和大川小学的教学楼。诊所的建筑框架受损，已经不能继续使用。教学楼的玻璃窗基本都坏了，一些墙壁也受损严重。

谷雨：你为何觉得发生在大川小学的灾难是一个很值得写作的主题？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作为报纸记者，海啸发生后，我马上前往灾区，在那里待了大概两周时间，穿梭于不同的地点采访报道，后来每隔两周，我又返回采访。

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场灾难很值得被书写，它巨大，且复杂。报纸的篇幅有限，很难伸张正义，也很难将悲惨的情景描述清楚。

我不可能写关于整个灾难的书，我希望从较小的故事入手，详细地讲述它，并用这个故事呈现大的灾难。当我发现大川小学这个事件时，我认为它正是我需要讲的故事，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非常可怕的故事。

谷雨：《海啸幽灵》的写作需要采访遇难者的家人，难免会让他们想起痛苦的经历，还有可能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你是如何进行采访的？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要很谨慎，有礼貌，当然，也要有技巧。

为报纸写稿时，因为有截稿时间，我总是匆匆忙忙。而为书稿做采访时，我有充分的时间和采访对象相处、沟通。我选择了几个家庭，对他们进行多次采访，比如，我对某位失去孩子的母亲进行了五六次采访，每次都是三四个小时。这样做，采访对象可以更多地了解我，也对我产生信任。他们会知道我是认真的。

我要获得更多细节，也可以观察几年间他们的生活变化。我的写作秘密就是这样——多花时间采访、多观察。

△ 2012年3月11日，日本宫城县石卷市，Takahiro Shito与他的两个儿子为女儿挑选墓前的鲜花。去年的海啸事故中，Chisato在大川小学遇难。来源 | 视觉中国

谷雨：对遇难者家人的采访，通常是怎样的情形？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提问，然后倾听。有的采访非常难做，采访对象会痛哭流涕，但有些家长很愿意向我倾诉。我想，对于他们而言，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采访中，我会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有好几次和他们一起落泪。但我也会保持理智，不能让这些悲伤变成我的负担。我是记者，我在工作，我把工作做好，才是对他们的最大的帮助。

谷雨：你提到，有些遇难孩子的家长拒绝了你的采访，你有试图说服他们吗？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我的原则是，有礼貌的问对方是否可以接受采访，如果对方拒绝，我再有礼貌地问一次，如果又被拒绝，我就放弃。

74名遇难孩子来自54个家庭，我也没有打算采访所有的家长。很多家长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的想法告诉我，表达他们的气愤。

通常，孩子们在校比在家安全

谷雨：你在书中写道，在日本，所有人都要为地震做好准备，那么，谁来监督人们做了哪些准备？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建筑公司要建造符合抗震标准的建筑，如果不合标准，他们就触犯了法律。法律规定学校要为自然灾害做准备。一些公司、机构，也要为地震做好准备。

通常人们会各自做好准备。日本经常发生较大地震，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很容易获得如何应对地震的建议，知道如何避免伤害。

谷雨：这是在海啸中失去孩子的家长状告政府的依据吗？也就是说，孩子在学校，学校要为孩子的安全负责？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是这样，遇难孩子的家长状告当地政府，当地政府输了官司。法官认为，当地政府在指导孩子应对海啸事件上是失职的。

目前的进展是，地方政府对这个审判结果不满意，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了上诉，二审的判决和一审一致。当地政府继续上诉，日本最高法院正在审理这个案件，最终的审判结果还没有出来。

谷雨：书中的观点之一是灾难发生时，学生和老师待在一起会比和家人待在一起安全，为什么？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这是灾难后统计出来的结果。超过一半的遇难者年龄大于65岁，年龄越大的人遇难的可能性越大。

在这次灾难中，总共有350名小学生遇难，其中75名死于学校，包括74名大川小学的学生。

通常来说，灾难发生时，待在学校是最安全的，因为学校的建筑更抗震，不易倒塌。学校也有完备的抗灾方案，会经常组织学生演习。大川小学是个例外。

谷雨：在采访调查之初，你是否意识到74名小学生的遇难和老师们做出的疏散方案有关，是学校的失职？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我的确是这样想的，在调查采访之初，很多家长也在做着类似的调查，希望知道真相。自始至终，书中弥漫着这样的情绪：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海水把学校淹没，他们唯一的生还方案是转移到附近的山上，只需走5分钟就可以到达，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是非常糟糕的决定。

当地政府应该更担当、更人性

谷雨：你在书中提到，海啸后，遇难孩子的家长自己去挖尸体，政府和警方没有派人做这件事情吗？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地方政府、警察和日本自卫军的士兵参与寻找尸体，但大概依然有2500人失踪。官方决定停止搜寻，有些遇难者的家人坚持继续寻找，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谷雨：有家长表示，倘若这场灾难发生在城里的小学，当地政府就会完全不同的态度，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是一位家长在一次公共会议上表达的观点。他们的诉求没有被认真对待，他很生气。在他看来，如果同样的灾难发生在东京市中心的小学，会有很多人关注，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他说的有一定道理。

谷雨：为什么大川小学校长、市政府一次次拒绝承认失职？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如果承认，他们就将承担法律责任，面临赔偿要求。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官僚机构的本性。在日本，公职人员非常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错误，非常固执己见。

谷雨：灾难发生将近两年后，当地政府成立了“大川小学事故核查委员会”，并于2014年，发布两百页的调查报告。你怎样看待市政府的这次调查？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调查花了5700万日元（约359万人民币），在我看来，这就是浪费钱。很多家长觉得调查结果不公正，调查报告中也没有涉及新的内容。

假如从一开始，地方政府能够更担当、表现得更人性——灾难发生后，及时坦诚地向遇难孩子的家长们道歉，一起寻找孩子们的尸体，一起悲伤，这个事件可能也不会发展到现在的局面。

△ 2016年10月26日，日本宫城县石卷市，民众悼念海啸遇难者。来源 | 视觉中国

谷雨：灾难发生后，一定有家长懊悔没有把孩子接回家，是否有心理医生帮助他们减少自责呢？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并不多。灾难发生后，只有一些临时的心理安慰工作。同欧洲相比，日本的心理健康从业者很少。多数日本人比较排斥心理治疗，他们更愿意求助于朋友、邻居、家人和社区的年长者。

对遇难者家人而言，真相是一种安慰

谷雨：74名遇难小学生来自五十多个家庭，其中的二十多个家庭一起状告当地政府渎职。是什么让家长们这样做？谁在帮遇难者家长打官司？那些坚持打官司的家长目的是否一致，赔偿金是其一么？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家长们请了一位律师，这位律师也是志愿者。

同英国人相比，大多数日本人并不喜欢打官司，他们认为打官司是非常富有攻击性，甚至是非常暴力的做法。他们也只是在最后一分钟，没有其他选择、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求助于法律。

没有一位家长是因为赔偿金才打官司。因为起诉的同时需要提出相应赔偿金额，所以家长提出了每个遇难小孩需赔偿一亿日元（约612万人民币）的要求。当然，有很多家长也认为，他们应该获得这部分赔偿金，因为灾难令他们处于经济困境。

他们打官司的最主要原因，是去寻求真相。他们希望他们的痛苦能够被承认，希望那些有过错的人能够认错。真相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安慰。他们也希望这场灾难带给后人一些教训，让自己的孩子不白死。

△ 2016年10月26日，日本宫城县石卷市，民众悼念海啸遇难者。来源 | 视觉中国

谷雨：其他家庭为何保持沉默？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我想，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原因。

打官司需要很多能量和精力，有些人失去了孩子和家园，生活举步维艰，没有那些力气了；有些人不相信官司会赢，因为自然灾难发生了，他们不认为学校和官员有过错。

谷雨：你写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我从2012年底开始写作，到2018年出版，用了将近六年的时间。当然，这期间，我有份全职工作，工作之余做采访、调研。在集中写作的那18个月里，我陆续请了八个月的假，得以完成这本书。

谷雨：除了《海啸幽灵》，你的另外两本非虚构著作包括《疯狂之时》（In the Time of Madness）和《谁来吞噬黑暗》（People Who Eat Darkness）。其中，《谁来吞噬黑暗》先后被提名塞缪尔·约翰逊奖（Samuel Johnson Prize）和奥威尔奖（Orwell Prize）。你是如何从日常报道到对非虚构写作产生兴趣的？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我的工作是为报纸写报道，但是报纸刊载的字数有限，写得最长的是7000字左右。多数情况下，我只用写几百字的报道。有些故事根本没法写清楚、写深刻。

写这些非虚构作品的动机是：我有一个故事，我需要用很多的文字去讲这个故事，并且，这些故事是给那些真正明白其价值和意义的人讲的。

谷雨：哪本书对你写作《海啸幽灵》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想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年轻记者，你有哪些忠告？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美国作家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广岛》（Hiroshima）对我写作《海啸幽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要写出好作品，首先要多看书，看好书，并且在看书的过程中，分析这些书为什么写得好，好在哪里。

对于非虚构写作者而言，除了看非虚构作品，多看小说、诗歌也很重要，可以从中学习写作的结构和语言。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谷雨计划（ID：guyuproject），作者： 崔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