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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新闻·原子智库将推出10集纪录片《改革者说——回响中国经济40年》，独家邀请十位改革亲历者——吴敬琏、厉以宁、高尚全、杨伟民、林毅夫、张维迎、华生、宗庆后、王石和刘永好——讲述这波澜壮阔40年的往事。

刘永好，刘永好先生生于1951年，四川省成都市人，他的创业实践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起步的1982年。当时他与自己的三位兄长一道，辞去公职，到四川成都新津县农村创业。他们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家产，筹集1000元人民币，作为创业初期的投入。从养殖鹌鹑到后来的饲料业，以及兄弟们分家和创办民生银行，他一直是中国川商创业的典范。全文一共6000字，需要阅读10分钟。

以前做个体户是“不务正业”

原子智库：您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那时的社会氛围是什么样呢？

刘永好：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这40年中国经济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不断的进步和成长。1978年以前的现状是什么呢？没有个体户，没有私营企业，你要自己种点菜、养点猪，或者做点什么去卖、开个馆子，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要被批判的，弄不好还要坐牢。所那时候人们生活水准很低。我20岁以前几乎都没穿过鞋，买衣服要布票，每年一个人只有三尺布票，做一条裤子要六尺布，做一件衣服要七尺布，所以两人的布票能够买一件衣服。

1980年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国家开始有一些变化，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那么多了。农村的赶集、小买卖开始允许做，农村有些通过种蔬菜、自留地里的养鸡逐步发展。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些事呢？我们是无线电爱好者，喜欢自己装电视、装音响，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把我们装的音响变成产品？我们跟生产队队长一商量，他说很好啊，于是我们在生产队库房就装了一台音响，声音很大，很受欢迎。当我们正准备大干的时候，公社书记知道了，说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允许，这是1980年。

结果等了两年，82年我们才起步。我们找到县委书记说，我们几个兄弟大学毕业，想把科学技术带到农村去，我们帮助农村专业户行不行？那个时候，农村开始有了专业户。公社书记说行，县委书记说行，他们支持，我们又开始创业。

1982年的时候，全国还没有私营企业，农村有所谓专业户和城市小个体户，做小买卖。当时全国统计个体户销售额大概26个亿，占全国GDP的0.3%，这是我们后边查到的数据。我们提出要去创业，很多人不理解。那时候有一个说法，你做个体户就是不务正业，好像是跟做坏事是一样的，不被理解。今天呢？做私营企业一样很光荣，这极大的变化。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就是这样一步步起来的。这40年来，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原子智库：当时创业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像很多人那样，迫于现实无奈，没有出路吗？

刘永好：其实我们几个兄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大学毕业，当时我在一个中专学校当老师，我的三个哥哥有的在政府机关工作，有的在国有企业做工程师。我们就是觉得，我们能够做一些事，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双手，改变我们的生活。刚才讲到，我们是无线电发烧友，我们愿意做这些这方面的事等等。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个不安的想法，求变的想法，这种情况在当时，可能是特例吧。

那时候，社会上是瞧不起个体户的，我就一边当教师，一边养鹌鹑，拿着鹌鹑蛋到市场卖，被学生看见了，学校里有很多说法，说我不务正业。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到国有企业是对的，到政府机关工作是对的，而个体户、私营企业是无业者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人做的事。而我当时显然不是那样。

原子智库：从无线电到养鹌鹑，跨度蛮大，你对养鹌鹑感兴趣吗？转变过程是怎么样的？

刘永好：我们装音响搞无线电的想法被枪毙，不允许，我们进行了反思，我们就在想：什么是被允许的呢？我们慢慢发现，中国的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可以有专业户了，专业户可以承包集体土地，可以在承包地里种蔬菜，种粮食。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尝试，觉得农村或许是个新的天体。养鹌鹑是个很好的办法。那时鹌鹑在中国还不多，它的蛋白比较高，繁殖率比较高。说电子不让做，音响不让做，我们到农村去找一个政府允许的行业去做，我们就这是这样做下来的。

原子智库：后来有没有碰到政策上的困难？

刘永好：我们创业的时候，四个兄弟既是创业者、老板，又是员工。那时候都靠手工业，没有机器也没设备，甚至村里面连电都没有。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就干了起来。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慢慢做大，招了一个工人、两个工人、三个、当我们招过十个工人的时候，有人就说，马列主义的教本里，七个以下不是资本主义，超过八个人就是资本主义道路，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对马列主义了解不是很多，也没有认真去学习，但是我觉得七个人、八个人有什么关系呢？这八个人算我们吗？假如不算我们的话，我们一个人雇佣八个人，四个人就可以雇佣三十二个人，我们还是有余地的嘛。当时我们是这样想。随后国家政策逐步开放，慢慢这些说法就都没了。

1990年前后，有一个姓资姓社的争论。当时有人说，私营企业是不是违背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不是需要取消，争论非常多，那一年全国个体私营企业数量急剧减少。改革开放40年，每一年个体私营经济都在增长，规模都在增长，就是1990年前后，出现了下跌。

我们也在担心该不该做，当时明显的感觉，原来有很多人到我们这参观，给我们鼓励，到那个时候，参观的人没了，我们办事越来越难，很多人说我们走资本主义。我就在想，前两年都是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变成走资本主义呢？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几个兄弟商量，是不是把我们这个企业交给政府算了。

1990年前后，我和我的三哥一块去找到县委书记，我说：书记啊，你是了解我们的，当时支持我们到农村创业，我们帮助了多少专业户，自己也在进步，现在有人说我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说这个事该做吗还是不该做？假如国家政策不允许我们做，我可以把企业全部交给政府，把产权交给政府，但是我们对企业有感情，对员工有感情，对我们的事业有感情，到那个时候，是不是还让我们来当厂长，让我们继续干？

县委书记想了好久，他认为我们这样做没错，但是他也不是很清楚政策，至少县里不会找你麻烦，你悄悄的不要多说话，我也不收你的，就是这样。

那一年我们悄悄的，不说话，政府没有收我们的企业，我们坚持下来了。结果过了一年多，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时候个体私营迅猛发展，一批城市机关干部也下海创业，九二派也开始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代。我觉得1990年算是一个坎。

刚创业时融资难借钱还不上，曾想过跳岷江

原子智库：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

刘永好：创业初期我们四个兄弟一块干，大家都有非常努力，有的搞研究，有的搞营运，有的搞销售，有的搞采购等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组合，从来没想到过偷懒，从来没想到过谁多分少分多占少占。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那时候根本没想过现代企业制度，股权格局怎么设置没说过，四兄弟一样多。那么谁是董事长没说过，谁是头没讨论过，所以搞了四个一把手，主席、董事长、总裁和总经理，当时我是总裁。

创业初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问题。但到后面呢问题就大了。当我们有一定资金积累的时候，考虑怎么样发展的时候，我们四人肯定有不同的想法。没有一个治理结构，没有表决权、话语权，没有股权，这种格局就带来了很多弊端。

1995年的时候，我们恰好是中国私营企业五百强的第一位，我们就在想：我们向何处去？有的兄弟说做电子，有的兄弟说做重工业，有的兄弟说还是从事农产业，究竟做什么，又有些不同意见。最后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存量不变，原有的东西我们各占1/4，有专人委托经营，我们再各自发展，这就是别人说的分家。

这样的事情，我们一晚上就定下来，当天晚上讨论到12点、1点多，签约就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发展。今天看起来，一晚上就能够把那么重要的事解决好，在于我们平时的亲情和理性，互相的尊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分家以后，我成立新希望集团，秉承了我们以前的勤奋、拼搏和自律。我要求我的女儿儿子从小就养成艰苦奋斗的习惯，尊重别人，不能炫富，不能追求特别的享受。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他们进步成长都不错。有人说，我的女儿接班接的很好，我是一开始就要往这方向培养，这也是小家的智力。我们又制定一些规则，包括规范的治理，股权的格局，董事会制度。把小家处理好了，有利于中家的发展，这个中家就是我们的企业。

原子智库：后来您开始涉及银行业，创办了民生银行。

刘永好：说起银行真是又爱又怕，又恨又怕。我们开始创业时没钱，凑了一千块钱。有人说银行可以贷款，我们找到银行。那时银行是对政府和国企贷款，哪有对个人和私营企业。吃了闭门羹，贷不到款，我们只能找亲属，找朋友，找亲属朋友借了一些钱。结果到年末时候还不了，我们甚至考虑：我们究竟是跑，还是跳岷江。当时就是那么困难。

好在我们坚持下来，还清了亲友借债，一步步发展。所以说银行融资非常重要。1993年我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工商联的一个任务是联系和帮助民营企业，作为和政府的桥梁。我做了一些调研，问很多民营企业家，现在的困难是什么，最想解决什么。大家异口同声讲，贷不了款，希望银行提供贷款，实在不给贷款，由工商联牵头，组建一个民营银行最好。

基于这样的想法，40多个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联合起来写提案，交上去，交给国家相关部门。作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当时我讲，现在民营企业最困难的是贷不了款，国有商业银行他们也面临巨大困难，他们负债率很高，很多银行已经到破产的边缘。有没有可能，由工商联来牵头民营企业，投资组建一个新型银行呢？

新型银行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的需求，第二可以为金融事业改革做一些尝试。成功了推动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试验田，我的建议得到工商联认同，工商联又向国务院写报告，没想到批下来，同意了。1996年，中国民生银行成立了。我是中国民生银行的倡导者、发起人和最早的股东之一。民生银行经过这二十几年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六万多亿规模的、全球30几位的银行了。民生银行的进步和发展说明什么呢？说明民营企业还是可以办好银行的。

这几年新办那么多民营银行，民生银行是先例，起了一个示范和带动作用。民生银行帮助支持了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进步和成长，民生银行自身也得到进步和发展。作为民生银行的倡导者、发起人和大股东，我一直坚持在民生银行不贷一分钱，不做任何关连交易，这个得到民生银行的干部、员工和金融界和监管部门的高度认同。我们办民生银行，本质是为民营经济服务，是为金融改革服务，要闯出一条路。

去年我又申请组建一个新银行，叫新网银行，纯互联网的银行。这是全国获批的第三家可以在网上从业的银行，这是一个崭新的年轻银行，一个高科技武装的银行，一个没有营业网点的银行，一个以大数据，以科技、电子科技来实施反欺诈，来实施风险管控的这样的银行。

开业一年左右时间，取得相当的进步，现在我们有一千多万用户，能平均在几秒时间内决定一个人的授信额度。我觉得这为小微金融发展，为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的进步，为年轻人的金融服务作出了应有贡献。这和我做了20多年金融高管的经历有关。从民生银行到新网银行，我相信我们还会不断进步和成长。

原子智库：作为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刘永好：我们主体是做实业的，通过养殖、食品、饲料、加工面对消费者，这是我们的主业，我们会坚定不移把它坚守下去。我们已经做了30多年，做的很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在新的格局下要有新的发展，于是乎我们组建新的投资体系。

集团投置了投资部门，引进一大批对投资精通的年轻专业人士，设立了好几个产业基金，在农业和食品领域，医疗和健康领域，高科技领域，做了一些投资。通过搭建个平台，让年轻创业者发挥他们的作用。以80后为代表的新兴消费者，他们是中产阶级的主流。

通过设立投资公司，我们发现一些优势企业，推动他们转型，形成新型的生态链，满足市场的需求。我们组建了草根资本集团，通过三年努力，孵化了五个产业，包括乳业，调味品，宠物，冷链物流，还包括保健品。这五条赛道，都是消费升级的需求，我们在这五个赛道里面投资了几十家企业，企业是合伙人机制，有统一的想法，统一的文化和统一的资源的支持体系下的新型运作主体，他们很适应市场，适应互联网所带的营销格局和机会。

我觉得这些培育新的机制，新的体系和新的企业，将会跟我们新希望集团并驾齐驱，取得新的发展。我非常有理由相信，创新变革的投资和孵化，一定会带来新的格局。

原子智库：投资的时候你看重什么？

刘永好：投资的话，机制最重要，设计一个共赢、共担、共享的机制。第二要给他们注入价值，包括资金、信任、文化，还有社会影响力。很多新创新企业不具备这些东西，当我们给他注入价值，他们成功的机率就大了很多。

第三，我们当然看中人，这个人要勤奋要聪明，要有企图心，要有想做事的期盼，他们要把自己身家的一部分放进来成为股东。很多合伙人讲，老板拿出他身家的千分之一，我们拿出我们身家的百分之百或者百分之九十放在一块，假如说做不成的话，老板损失千分之一，而我损失是百分之九十，所以说创业者要比老板更要用心，比老板更加努力。合伙制最重要的是信任，当他比你还关心这个企业的时候，为什么不信任他呢？他体力更好，精力更旺盛，而且又懂互联网，又年轻，为什么不支持他呢？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孵化了近百家这样的企业。我们提出三年要再招收一百个创业合伙人，招收一千个管理培训生和一万个大学本科生。我们不是简单的投资，而是建立孵化一个新的创新平台，为这个平台赋能量。我们30多年的运作经验所形成的能力，要向他们赋能。所以我们投资和支持的企业，成功率非常高，几乎不亏损。

中国自古轻商“无商不奸”的观念，至今深入人心

原子智库：最后一个问题，回到较大的主题。中国传统社会是重农抑商的，经商从来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改革开放40年来，通过您自己的经历，您觉得中国这方面的社会风气，有什么样的改变？

刘永好：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轻商的社会，商人排在最后，总有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这样的说法，这到今天仍然有。可喜的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民营企业逐步发展起来，他们创造了价值，满足了国家税收、就业和发展的需求，带动社会消费品的增长，推动国家成为制造性的大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十九大非常明确的提出，要保护、尊重、鼓励企业家的精神，要保护好产权，要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些政策给民营企业家极大鼓励。现在我们国家对民营企业政策越来越好，这给民营企业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心丸。

和我们36年前创业时期相比是极大的变化，现在民营企业也更多社会认同，大学毕业生愿意到民营企业的越来越多。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这些国际性名牌学校的学生，到我们这里的越来越多。国内北大、清华一线的大学毕业生，一开始就到我们这里比较多，我们提出干部年轻化和创新变革的思维以后，整个集团管理层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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