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比浪潮汹涌,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个月时间,那些义愤填膺的人群早已散去,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被裹挟的模特们,未及转身,已不见那些情绪的踪影,满眼只剩下生存的琐碎庸常和不得不接受的平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ID:guyulab),作者:孟依依,编辑:王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东方IC
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
“这儿没有摄像头吧?”确认之后,一位模特脱下了底裤。这只是一场小型服装新品发布会,她长裙及踝,其实不必脱底裤。但任何一个可能在细节上干扰服装呈现的因素,她都想排除掉。
2018年12月的这场秀,筹备近半年。晚上七点演出,模特们上午十点就到了北京宝格丽酒店。“机会真的很少,竞争真的很大,不是每天都在办秀、每天都有拍摄。”25岁的潘诺说,“可能一个星期有一场秀,一个月有一场大的秀,然后那么多的人去竞争。”
她站在第二队队尾,黑裙,眼睛细长,唇角有向上的弧度,一张典型东方女孩的脸,看上去年龄显小。16~20岁的黄金年龄已经过去,潘诺快两年没有去国外走秀了。她在一场国字头的模特比赛中夺冠出道,第二年就被公司送往国外,不会讲英语,却在纽约、伦敦、巴黎和米兰连续三年走四大时装周。
△ 2018年12月初 美国纽约的秀场 图片 | 视觉中国
眼下,她只能委身在酒店二楼大堂用黑色绒布隔出的空间里,二十余平方米,和其他模特一起换装等待彩排。她们身上是尚未投入批量生产的新衣,换下的衣服被随意堆在沙发上。
半个多月前,潘诺还在上海世博中心,为那场名为“The Great Show”的时装秀做准备。场地足有六个足球场那么大,40米高的玻璃墙面上,挂着“Dolce & Gabbana The Great Show”。意大利这家奢侈品品牌的大秀,声势浩大,想要探索与致敬中国文化,潘诺是第三组“中国新年”单元的模特,穿一套钉满白色珍珠的黑色礼服出场。
彩排那天,潘诺从舞台一侧上台,灯光开足,秀场里放着轻快的音乐,新年时才能听到的那种。她喜欢走每一场秀时给自己想象故事。她想象The Great Show是和朋友一起逛街,走在路上,大家互相打招呼,彼此结识,像真正的新年一样,脸上都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样子。
现实显然并非如此令人无忧无虑。
他们这些模特当日的梦想,就像易碎的玻璃杯里晶莹剔透的水,如众人后来所知,那个玻璃杯被人打碎了,溅了一地。而关于夭折的那场时装秀,人们能想起来的都是碎片。比如前一天彩排从下午三点开始,三百多号人在场外等了两个小时,“乌央乌央的,除了面试没见过这么多人”;比如秀场里回声太响,模特们听不清秀导的指挥,秀导只好带着360个模特一个一个走,解释路线;比如彩排持续到午夜一点,模特们后半夜跑到看台上席地而睡,一位经纪人感慨 “黑眼圈和眼袋,快成为现在模特的标配了”;比如工作人员扯着嗓子喊模特们排队,但几乎没有人挪动身子;比如酒店大堂里哭泣的女孩。
情绪比浪潮汹涌,来得快,去得也快。被裹挟的模特们,未及转身,已不见那些情绪的踪影,满眼只剩下生存的琐碎和庸常。一个月里,亲历的人们谈论这件事情时,也从热情到谨慎。而当初那些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人群,早已散去,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一切,似乎都已恢复理性和模特们不得不接受的平静。
等待,不停地等待
“你上一回走TOP秀是什么时候?”
潘诺转头看向工作人员询问,又转回来:“要不换个问题吧?”
“上一次去TOP秀她自己也快忘了。”工作人员后来说。
“TOP秀”是一种非官方的划分方式,由奢侈品牌或著名商业品牌、设计师举办,经过行业权威的选角导演选模特、权威造型师负责造型的秀,被称作“TOP秀”。其中法国的Dior、Chanel、Louis Vuitton,意大利的Gucci、Prada,美国的Calvin Klein等是金字塔最顶端的“蓝血秀”。
潘诺上一次高规格的走秀,是在一年半以前的巴黎高定周。从她所在公司的官方微博消息来看,潘诺近两年的活动大多是国内时装周、杂志以及广告拍摄。这个情绪稳定又总是笑的女孩,也有一段时间面试通不过,“在大街上溜达”。11月21日那场,于她原本是久违的TOP秀。
对于20岁的男模陈柏立,更是如此。这个大二学生身高一米八八,练过两年半健美操,金属十字耳环使他的脸看上去更有棱角,也更时尚。“我是干皮,一熬夜就容易长痘,今天来之前还特意敷了面膜。”他坐下后,揪了揪自己的脸。大秀当天早上,陈柏立七点起床,发现额头长了痘。它们不均匀分布,有两三颗特别明显,他拿芦荟胶涂了涂,又用刘海盖上。十个小时的排练中,陈柏立在台上走了两回,每回两分钟,其余时间都在等待。“大多数时候,你只是在那里,感受那个氛围。”
那也是模特们一直愿意等待的氛围——40位明星、500套衣服、1500名观众,足够的知名度、足够大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它面向中国选拔足够多的模特,尤其在走秀淡季11月,国内国际的时装周都已经过去,这是个难得的工作机会。
面试在上海北京两地持续两天。经过资料卡筛选后,仍有上千名模特参加面试。陈柏立特别想去,恰好当天有拍摄。他在面试开始前十分钟赶到,北京东四环的模特公司里已经排了三百多号人。田小然换好衣服进去走了一圈,坐在中间的面试官告诉另一位:“I think she’s OK. (我觉得她很好。)”她听到后,几乎要跑着去告诉经纪人。
2017年4月到北京后,田小然住进模特公寓。那里有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最多的时候住三个人,但更多时候,她一人或者两人住。室友基本每一两个月就会换,她们回到学校继续读书或者出国走秀。前两个月,田小然总接不到工作,父母每月给她2000块生活费。她不断地看摄影作品,没有人告诉她问题出在哪里,“也许我还是个小孩吧。”
等待,不停地等待,成了她和其他模特们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常态。
一年多以后,田小然终于等来走大秀的机会。面试前三天,她开始戒掉零食,吃饭只吃五分饱,一米七五的个子,体重减到97斤左右。一周之后,她又瘦下来三四斤。陈柏立则在每天一个半小时的健身基础上,增加了力量训练,以此保持皮肤状态和身体线条。
“你知道为什么模特能叫模特?”模特经纪人Jeffery问道。他个子不高,也谈不上有身材曲线,却对与身体相关的数据异常敏锐。看到一个女孩,他声称能一眼分辨出177厘米或者178厘米的身高,抑或81厘米还是82厘米的臀围,有时甚至能精确到0.5厘米。
这个热情而儒雅的男人很快自问自答:“你看到店铺里面那种模特,为什么所有的衣服搭到他身上是好看的?因为他是一个固定的尺寸,你们应该跟他的尺寸一样的,你只是会动,有生命而已,就是为服装来服务的。”
大秀前三天,杜嘉班纳品牌方指定要用两名他带的模特,但价格被压缩至在巴黎、米兰演秀的三分之一。Jeffery觉得价格“不能接受”,没有答应。很快,对方发来一封邮件,取消了模特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的杜嘉班纳高级定制秀。“如果你认为你的模特从意大利演秀能得到那么多钱,抱歉,我们不能。如果她不做这个秀,非常抱歉,我们不再打算和这个女孩一起工作了。”他打开邮箱念道。
反正你永远都是在被挑选的
北京一家模特公司原本有28名模特通过面试,但最后只去了24名,除了档期冲突原因,还有价格。2003年公司成立,总经理贝蕾像模特一样高瘦,从服装设计转行模特公司管理者,十五年过去,行业的低价竞争愈演愈烈,“模特的价格几乎没有增长。”没有出过国的新面孔在国内走秀,价位一般在三千元左右,一旦走上国际时装周再回来,价位可以升到上万。
男模特在行业中远远少于女模特,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机会、收入也远远低于女模特。陈柏立第一次去巴黎男装周面试Alexander McQueen(亚历山大·麦昆)时,面试官对他表现出极大兴趣,并将他留了下来。同期,他还去面试山本耀司,“这是更想去参加的。”去巴黎前一个月,一位摄影师拍摄致敬山本耀司的作品时,选择了陈柏立做模特。那位摄影师特意挑选出两张照片,让他带着参加面试。面试官当场惊讶地表示“啊原来是你”,显得惊奇又欢喜。但最后,陈柏立并没被选中,甚至没有被留下来拍照——这往往被视作面试官对面试者感兴趣。
“模特是被动的,反正你永远都是在被挑选的。”潘诺说。她曾去一个品牌试装,现场模特很多,每一身衣服有五六个模特一起试。她试了其中一身,等最后彩排时,品牌方说那身衣服不见了,分给了别人。潘诺觉得特别失落,但没有任何人顾及这点。她还讲起一个同行的故事——国内的一次国外品牌大秀,模特已在后台化好妆等待演出,突然有人进来告诉她,你这身衣服好像在这个系列里面不太搭,所以你就没有这次演出了。“她就在大街上哭。”
潘诺有时候很想问一下对方,不选自己的理由是什么?但从来没去问过。“大家都很忙。”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办,这些年纪轻轻的男孩女孩只能孤独地努力,甚至慢慢磨损掉自我,用十个小时、十天甚至十个月换得台上的两分钟。“你得很会做人,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不耍大牌,不娇气。”这个做了5年、走过大秀的模特,尽量这样做以便一直被品牌喜欢。
她坦承自己和其他模特一样,“会看重每一场秀。”大多数时候是行业选择了他们,而不是他们选择了行业。
“一个演出活动,娱乐明星大多是收到全额或部分出场费后再去参加,属于行规。模特的话,即使要出场费一半的首付款都有点底气不足,甚至大逆不道了,当然这次也没有。” 身处模特行业十五年,贝蕾觉得不公平。
陈坤第一个宣布不出席D&G大秀之后,更多人表态退出,人们在社交网络上为他们的所为鼓掌。但对模特们而言,退出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意味着可能要承担更为艰难的结果。除了“损失一次机会,什么都没得到”,像陈柏立这样可能去海外发展的,黄金年龄的时间有限,错过一次大秀,“可能就直接没有什么戏了。”
△ 陈坤购买返航机票,拒绝参加D&G的秀。 图片 | 视觉中国
“你道个歉啊,你真诚点出来道歉啊,你好好道歉啊。”在场内焦急等待的田小然当时这样想。场馆内粉尘多,田小然的皮肤还形成了许多闭口,她知道自己的皮肤不好,对模特来说,皮肤是最重要的。来上海的行李箱里,她半个箱子装了护肤品。
“虽然后来说了对不起,但是为什么不早点说,非要闹到这样。”半个多月后,田小然坐在咖啡店里摇头晃脑地说。她会把每一次走秀、拍摄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里。直到2017年7月,她才收到第一笔结算的工资,一万块。她立马买了几瓶护肤品,还有面膜,此前她没有钱买面膜。她正在等待下一次的工作。
喜新厌旧是这个行业的本质
此时的上海世博中心,已不见跟大秀相关的痕迹。北京宝格丽酒店二楼秀台两侧的椅子上,则坐满了人,灯光设计成云层漏光的样子。潘诺的头发被整齐地梳到脑袋后,夹上白色头纱,换上白色高定礼服,被灯光反射得格外明亮。她踩着节拍来回走一趟,很快便没入没有光的后台。
白色舞台上走过的22位女孩,妆容精致,天生脸小而又四肢修长。这时候,你能强烈感知到那句话的正确性:模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而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喜新厌旧是这个行业的本质。
每一季的时装秀中,大概会出现三分之一的新面孔,意味着同等比例的模特将被替换掉。实际上,除非足够优秀,下一次面试官看到的模卡上,依旧只是一张近景照、一张全身照、身高以及三围尺寸。“其他的什么都没有。”Jeffery说。
Jeffery的微信朋友圈背景,是田小然和其他五位模特在Dior秀上的合影,穿着白色浴袍,化了猫一样的眼妆。田小然的瞳仁天生漆黑,经常被怀疑是不是戴了美瞳。在准备D&G大秀的前几天,她拍摄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张杂志图片。“这张片子刚刚好,一切都很完美,就是眼神也不用太用力,就是刚刚好,完美。” 照片中的脸左右不同,一边略带戾气,一边稍显平缓。2017年在模特比赛上见到田小然时,Jeffery是拿手机一个个照过去的。后来,他告诉田小然:“我一看到你的侧脸,我就知道你是这里最好的。”很快,田小然就面试上了走Dior时装秀的机会。
“他们对于面孔,如果喜欢,就一直会用,突然有哪一天不喜欢了,就不用了,直接到你无法接受。”经纪人俞乔说,“那种挫败感太强了,每天都在被选择,每天都在被人评头论足。”俞乔所在的公司是极少数愿意在事件之后出面说几句的公司之一。
当天下午一点的飞机起飞前,她打电话给公司总经理贝蕾:“模特们都激动,都不想演了,问问公司能不能罢演?”飞机一落地,事情的发展快得出乎她意料——筹备半年的时装大秀取消了。
离开上海世博中心前一个小时,同伴把消息告诉陈柏立,问怎么办,陈柏立刚穿好鞋:“再看看吧。” 潘诺捧着鞋子,等待结果的一个半小时里,她一直看着那双水晶一样的鞋子,“它的鞋跟雕刻得像一个小人支撑在鞋上,我之前都没仔细看过它们,真好看啊。”
潘诺当场更崩溃的是:“我前期的劳动算什么啊?”而对那些资历更浅的人来说,更为残酷,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甚至最后一次参与大秀的机会,就到此为止了。20分钟里,人群退场,几乎所有人都在往外走,缓慢又安静地走。外面在下雨,入口处红毯已经铺在地上,还剩一层塑料薄膜没有揭。一个为此持续节食、减肥的模特,在等待期间吃完了一整包薯片。妆发团队的人员与模特拥抱道别,后者在他耳边说:“I’m sad about my hair.”行业内有一条禁忌,如果不支付额外费用,造型师不能剪或染模特的头发,因为这是模特素颜的一部分。许多没有正规经纪公司的模特出现后,打破了禁忌,也压缩了其他从业者的生存空间。
经纪人和经纪公司如果要存活下去,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不断地推陈出新,而不是靠那一两个。“比如说你拿一个CCTV模特大赛的冠军,你今天拿了,明天就会被人遗忘,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模特大赛。”
△ 2018年11月 第十八届中国职业模特大赛山东省总决赛开赛 图片 | 视觉中国
经纪人们需要通过找到出色的新人,来证明自己的眼光。模特公司有自己的偏好城市,大多集中在北方,山东、河南或者陕西。2017年10月,Jeffery特地跑了十个城市,见了四五千高个子女生,发现能具备好模特条件的寥寥无几。后来,他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一个福建女孩,没有学过走台也没有学过服装表演。他让对方拍了素颜照,2018年5月时决定签下,并确信她会在下一季火。
“每一季我都要拿出来我的武器。”Jeffery总是势在必得的样子。
对选中的模特,Jeffery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其中包括口头上让他们不要恋爱。如果将新人模特视作璞玉,那么“有很多你需要去雕琢,打磨,最后你拿到客户呈现出来的东西他是一个商品”。这种雕琢更多时候会浓缩成三句话:你一定要瘦,你的皮肤一定不能有问题,你要好好地去学英语。
除此之外,期待在大秀上大放异彩的他们,还不断需要一种乐观情绪和自我暗示。随着人流出来的那天,一个及颈短发的女模特离开场馆时第一次发现,原来“great”也是个讽刺的单词。他们置身的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充满期待又这样的令人失望”。但几乎所有行走在这条道上的男男女女,都无法抗拒这个行业的光鲜与新奇。
“大家都在努力地创造。” Jeffery 说,“你可以看到各种奇奇怪怪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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