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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十六封信，由《单读》第一任主编、作家郭玉洁写给现任主编吴琦，同为北大毕业生，她写出了自己对于北大价值和象征意义的困惑——“北大学生天生就有一种骄傲感，但重点不是能在北大上学，而是考上北大这件事情”。“在外人看来，这该是多么讨厌的一群人啊。”

写信人：郭玉洁 

作家，媒体人 

吴琦，

你好。

那天听到公开信计划，我立刻在心里寻找和你的共同点，我们可以谈论什么？很容易，也正当其时，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正架在火上烤的那一所。（编者注：信写于metoo运动发酵时，此处特指当时的舆论情况。）

在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之后，我突然发现朋友圈里很多人都是校友。好像原本都是深柜浅柜，此刻突然有了一个完美的时机，集体出柜了。出柜自然是有一套话语的，话语很一致。我（不无得意地）跟 Y 说，你看，北大没有护校宝，所有人都在骂学校。Y 说，对，你们是没有护校宝，北大的学生个个都觉得自己比北大牛逼。唔……

90 年代，北大校园里读书的学生

我也是躲在柜中的。如果可以，我要躲在所有的柜中。以前在北京，出租车司机总要打听你的祖宗十八代。“不是北京人吧？”“不是。”“老家哪儿的？”“甘肃。”“哎哟真不容易，甘肃人能到北京，甘肃……你们那儿挺缺水的吧？”“对。”“考的什么大学啊？”“北大。”“哎哟……”这就没完没了了。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爱说谎的人，或是没礼貌的人。但我最多能做到的，只是支支吾吾，延迟“北大”这两个字的出现，以避免生活里这些没有必要的戏剧性，潜藏在标签下的所有大惊小怪。

最近一次关于北大的话题，是四年前我到上海生活，上海的阿姨提前帮我找房子。她对房东（也是个阿姨）说：她是北大的！是个作家！来上海写作的！——浑然不顾我已经从北大毕业了十多年。房东阿姨被唬住了，哦哦哦哦的，降了两百块钱房租。（一年之后，房东阿姨好像反应了过来，往回涨了一百块。）

我原本以为不提北大，是因为我个性中的内省和谦逊——意识到北大带来的光环太大，非我所有，我也不想有，但是 Y 的回答噎住了我，对，好像有道理，骄傲是北大人的底色。重点不是在北大上学，而是“考上北大”这一行为，就意味着在一个你死我活的成长游戏中打了通关。很多人以“中状元”与之相比，谁知道中了状元干什么呢？重点是，“中”了状元。优越感、胜利的感觉贯穿了整个成长过程，并在一个校园中共鸣，加强。在外人看来，这该是多么讨厌的一群人啊。

1959 年，师生在北大未名湖前合影。

这种幸存者的优越感，不只是北大学生，它属于每个一流大学的学生。不过，它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毕业之后，对于好学生，我有一个极为惨痛的观察。好学生通常是非常保守的，非常害怕失败、害怕出格。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习惯了寻找正确答案，正确答案经常是单选的，多选题只是为了设置陷阱。我们这个时代的正确答案，是保全自我，得名得利，钱理群老师所说的，北大盛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非常自然的结果。好学生的出路，当然是权力和资本的依附者、加固者。

说到这里，我想到那个热门的科幻主题：AI 对人类的威胁。可是，今天人类已经活得很像 AI 了，就这样的发展，我实在看不出 AI 有什么威胁。

原本大学教育应该改变这种游戏模式，帮助学生消解正确答案，提供新的选择，李零老师所谓“大学不是养鸡场”，不幸的是，大学就是养鸡场了。同济大学的陆兴华教授，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者，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上，他谈到，“中国的 ME TOO”运动更深层地指向了大学里的师生关系。更近一步地，他说，中国的大学教育很失败，大学做的恶比做的好事多多了，应该关门——优秀的人不管怎么样都能出来。

陆兴华教授自己仍在学院里过得好好的，理念却能如此激进，或者说，他理念如此激进，却仍在学院里过得好好的，都是很奇怪的事。所以，这些话就是说着解气，以及听起来很有道理吧。可是我，一个也在大学教育中获了利的人，非常赞同他的话，中国的大学教育是失败的，因为大学对于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一种理想的人格是什么样的，毫无概念。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这个“价值中空”时代的反映。

但是，人们都以为，北大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曾经是“五四”运动的阵地。只是大家都忘了，蔡元培到任之前，北大曾经是腐朽的；除了“五四”那个短暂的历史关口，北大也并不比其他的一些大学更革命，更自由，更精英，更厚重。只是建国以后院校调整，北大变成了获利最大的一个学校，它合并了几所大学，连它们的历史、校址一并接受。更重要的是，由于“五四运动”和革命的继承关系，北大的形象变得极为特殊。我在想，对于垄断“五四运动”的历史（包括将“5 月 4 日”定为校庆日），校方会不会觉得后悔呢？掌握权力的人，永远都想要稳固自己的权力，而革命的历史却在召唤未来的儿女。

记得毕业之后，我常常回学校。有一次世界杯，我去图书馆的视听室，和很多同学一起看。不知道现在的学校生活里是否还有这种集体的狂欢，一起欢呼，一起鼓掌，一起骂。那次，也许是巴西对英国队的比赛，一个很有争议的判罚之后，大家都叫了起来，混乱中，站在旁边的一个男生说，嗯，裁判制度应该改革。我无声地笑了，不能止息。这是我熟悉的北大。无论成功的逻辑多么强大，北大仍然赋予反叛、革命以合理性。不管出社会之后，会被现实扇多少耳光，但在此地，学生仍有空间谈论理想——非关自我的理想。这是我乐于认同、为之骄傲的北大，借着一些老师、一些文章、一些传说，一些此时无法提及的名字，一代一代人承续、复活五四精神，也承续中国传统中温润正直、勇于反思的那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的精神传统，不止属于北大，也应该属于所有困顿中、反抗中的年轻人。

90 年代北大宿舍的照片

SY 事件仍在延烧，早已超出了这一事件本身。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最触动的，还是 GY 的重新出现。不知是谁流出了她的照片，戴着红帽子的年轻女孩，白色高领毛衣上有两片巨大的枫叶，她歪着脑袋，笑着，永远二十岁。94 级的孙柏写了一段话，以回应一种疑问，她自杀时，你们干嘛去了？孙柏的大意是，90 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校园迅速原子化，“北大里所有人的姿势、样子，都是只低头盯着自己眼目前的一方天地：要么考托考 G 考研，要么轧马路弹吉他谈恋爱（闲逛作为对抗，至少是叛出、自主的离轨）”。这种生存状态，是悲剧会突然发生的大环境，“二十年前北大的运行轨道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并非没有责任。”

我是 96 级的学生。我记得那天上午没有课，我在宿舍看书，室友下课回来，说在宿舍楼下看到一个阿姨在哭诉，说自己是 95 级一个女生的母亲，SY 害死了她的女儿，她哭着说，女生们要小心。汉语专业的同学回来，带来了更多的消息。大家都很气愤，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有同学说，难道就这样了吗？不会有任何后果了吗？另外的同学说，那还能怎么样呢？

我奇怪，这么多年，我很少想起这件事，几乎已不记得了。一个人的去世，对于他人，是这么微茫的记忆，而一旦公开，又能共振出如此巨大的情感能量。它牵起了我们共同的回忆，使人自问：我的大学时代、我的青春是如何度过的？

90 年代北大学生聚会旧照

我曾经说过，大学时代，我最重要的感受是茫然。有一种结束了高考、中学生活（终于“中”了）的突然松弛，不知该拿这自由怎么办。另外一种心理，则是长期的对政治的厌恶、冷感，最后对一切公共生活都无动于衷，或许也有清高、害怕出错的保守心态，内心的深层还是软弱。除了逃课、抽烟喝酒，我已想象不出更好的反叛举动。如果能再来一次，我真希望能像今天北大的师弟师妹一样，为后勤员工做点事，或是像我当年的一些同学一样，成立文学社团，组织文学活动，在必要的时候说出自己的意见……我在这个层次上理解 GY 的自杀。我真希望自己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大学生活，希望年轻的学生真的是“五四”的传人，做父权体制的逆子逆女，不要轻易地屈服，轻易地绝望，或是轻易地变成 AI。

时间无法倒回了。做一重假设，是为了列举另外的可能，那些过去未曾实现的，今天仍有意义。作为中年人，我勉励自己不沉浸在过去的梦里，悲情里，经验不变成虚无，在中年的位置上奋进，创造。

最后，我想回忆一个细节。毕业前，我和两个同学在静园草坪上喝酒（实在是非常严重的反叛了）。初夏的天气，草坪有点湿润，风正从燥热而变为凉爽，夜空里没有星星。一位同学要去香港读书，另一位留校读研究生，我要滚去社会工作了。我们相约，毕业以后要互相写信，用纸笔写。这次分别，人生的轨迹全不相同了。友情此后便成回忆，回忆一分，温情又多一分。但愿我们志气未曾消磨。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回忆。

郭玉洁

回信人：吴琦 

单读主编 

郭玉洁，

你好！

抱歉晚复。原本是在校庆的大日子和你通信，因为各种原因，拖到现在，并谨慎地改掉了你在文中提到的几个名字。

最想说的，其实和你信中所说没有分歧，只可能换作我的经历作为主体。而不论是哪一种，恐怕都不是今天北大人的主流版本。

算起来我在北大度过了六年的时间，毕业以后也经常回去听课、听讲座、和老师同学们聊天。后来因为工作越来越忙，回学校的频率就低了，但可能和多数校友相比，还是回得更勤快一些。之所以会回去沾沾北大的“仙气”，就是因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惑、难题，远比答案要多，获得的权力和成就，也远远少于我对这两者的怀疑。

北大红楼旧照

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在铺天盖地的对北大的期待、批评、神化和祛魅中，我们如果还是像春节联欢晚会一样庆祝“五四”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都深具意义的日子，就实在有些盲目。我想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北大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此前，我刚刚结束一段短途旅行，和我的初中同学一起，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在福建的一个小镇上集合，庆祝我们初中入学 20 周年——我们的人生终于也开始用 10 年、20 年这样原本以为离自己很远的单位来衡量了，就像北大已经在百年的时间维度上讨论问题，我们都必须严肃一点。我的这几位初中同学有的就留在湖南工作，有的也搬去了别的省份，我和他们保持了长久的友谊。除了共享很少有人能懂的方言和不吃辣椒会死的口味以外，我们还共享许多事情，比如喜欢爬山，爱管闲事，不擅长赚钱……我们经常谈起我们家乡那边的公务员如何在各种的制度、流程、口号里钻空子，而老百姓对他们的需求其实很简单，不过是请他们处理一下生活里最基本的需求——而不是像现在，谁只要干了点本来就该他干的事，好像就成了劳动模范。

20 年之后，让我感到庆幸的，不是我从一个小地方脱颖而出考上北大，而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我的同学们还能聚在一起，尤其在价值观上，我们还是同样的人。没有哪所学校、哪份工作、哪座城市赋予我们什么优势或者特权。

其实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从小到大，我们相信的价值是怎样的，我们尊重的品质、向往的生活是怎样的，就知道我们今天的道路有没有出问题。就像我们回顾北京大学的历史，总是要从“五四运动”开始，把那个每年都要讲的故事，再讲一遍。从我们一出生，父母、祖辈对我们的教育开始，然后逐渐进入到社会风俗、制度安排、文化环境、文明状况之中，所有这一切对一个人最基本的期待，都是他能做一个好人，能过一种善良、负责任、有是非的生活，而不是如何大富大贵，成为人上人。这个道理，早在我们上北大之前，就应该明白的。而成为一个北大人，并不天然意味着，我们比别人更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本身就很困难，不管是谁，都不容易做到。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北大到底给予了我们什么？

首先，一般人通常不会这么想问题，你要怎么生活，你去生活就是了，不会纠结于和某个地方的关系。而能够帮助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勇气，也不全来自大学时期的教育。但话又说回来，正是这种纠结，以及北大和我们相互寄托的感情，才是这所学校最特别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见了太多牛人、神人，在学业上、在社会活动上、在游戏的世界，他们都有令人惊叹的创造，我们也是在这里开始见识一个更大的世界，以及世界本身不同的层次，比如国家、民族、他人的命运、权力和资本所带来的普遍的剥削与不公、人之为人的理解、同情和责任。北大到底给予了我们什么？它给予我们的正是这些大于我们自身的东西，提示我们去思考、去想象、去追求、去反对。

至于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都很正常。如果我们能够完成它，也不算什么英雄，毕竟这所学校附送给我们这么多纪念品，提供了最好的条件，给我们思想的武器和行动的资源。而如果一部分人成为利己主义者，也许也没什么，在这样的社会里，谁又真正能不染淤泥。真正和北大彼此辜负的地方，是我们停止这样的追问，撤出这样的讨论。尤其是我们的专业（我学新闻，而你学中文）。

我们是一个用语言去捕捉、去改变世界的专业，就像画家去描绘自然，作家去描写人类的心。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描绘那些大于我们自己的事物，那个宏大、复杂、陌生的世界。说这些话其实没有底气，一方面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种挫败感，今天的媒体、知识精英甚至语言本身，似乎都在经历一次溃败。大家更喜欢通过吐槽、讽刺和谩骂来自我表达，而讨厌一本正经的语言。这是我们的失败。但我又想，既然自己还身处在这个行业，除了继续发言，并且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发言以外，没有其他选择。

毕业多年后，我们应该已经能够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并且必须参与其中，此时应该用更强大的劳动和智慧的能量，去面对困难和阻力，而不是急于推翻过去学到的和相信的一切。

正在考试的北大学生

今天，如何考上北大依然困难，但考上之后，一切都太容易了。其实比起一次高考或是一所大学里六年的时间，真正能够定义我们的是此后更加漫长的生命，和其中的每一次选择。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北大人总会偶遇相遇，就像我们今天的通信，而在每一次确认过眼神之后，我们又再次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和紧张的生活中去，这所学校又将再次成为我们引以为傲或者缄默不言的回忆，那时我们会怎么说怎么做，才是对这个标签最好的纪念。

小时候看《基督山伯爵》，里面说人生的全部智慧就在于两个词——“希望”和“等待”，我至今还记得。但它实在太正确了，正确到不能具体地指导我的人生。我从北大获得的更具体的提醒和鼓励是另外两个词——“诚实”和“勇气”。

希望可以共勉。

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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