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内部有“三去一补”调整，房地产和金融业发展受到抑制，宏观经济受较大影响；外部的进出口也承受较大压力。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也经历较大波折，年初小幅走强，此后漫漫下行，以至于外界预测何时“破7”。2019年后，人民币出现较大幅上涨。目前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处于6.7水平。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接受采访谈人民币汇率情况，管涛认为，中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走势，短期内也要做好风险管理。2019年的外部风险，其实没有很多人担心的那么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作者：管涛，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以下是管涛文章的关键内容：

1、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较好，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基础。按照经济强，货币强的逻辑，我们相信人民币有走强的潜力。

2、中国是一个大国，汇率政策是比较次要的政策。不要把它上升为国家政策，而要把它变成一个部门政策。

3、人民币要不要“守7”这个关口值得观察。但政府选择守某个心理关口，就要做好思想准备。一旦破了关口，市场就会出现剧烈波动。

4、很多专家给中国个人投资者做投资建议，说现在人民币贬值，应该增加海外资产配置。我觉得恰恰是错的。人民币升值时你还可以配一点海外资产，现在反而要等一等。

以下是管涛文章的正文：

中长期看好中国经济，短期要做好压力预案

原子智库：中国经济面临困难时，人民币首先会被唱空。观察您过去的观点，您对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管涛：人民币的走势要分短期和中长期来看。短期受很多因素影响，中长期看基本面。我之所以比较乐观是因为从中长期看，觉得中国经济基本面比较好。中国现在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从大概率来讲经济增速会下行，不过不用担心。

经济体量大了以后，同样的增长速度，绝对规模也是很大的。中国经济增量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一直都在30%左右，所以应该说贡献值是非常大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稳定是有基础的。

按照经济强，货币强的逻辑，我们相信我们的转型升级能够成功，将来人民币还是有走强的潜力。

过去20年里，人民币汇率也曾受到很多短期因素影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周边货币大幅贬值，大家也看空人民币，当时贬值预期也很强。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人民币也出现过短暂的贬值预期。

过去二十多年，做空人民币基本都是失败的交易。中国过去二十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9%点几，把这个大趋势错判，就会被一些短期因素干扰。

原子智库：您刚才说的长期的观察，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环境会有什么变化，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

管涛：去年三季度以后，国内经济下行，再叠加外部贸易摩擦冲击，有关部门重启了一些宏观审慎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调控措施，此后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的启稳。中国政府有能力，也有条件去维护汇率稳定，防止突破一些重要性关口以后引发的市场信心动荡。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每年都要谈人民币汇率，要保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告就没再提人民币汇率了。提到了“六稳”（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就是没有稳汇率。

为什么不提人民币汇率呢？我的理解是，稳金融和稳预期就包括了稳汇率。

后来人民银行的公告出来强调，人民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基本稳定。为什么经济工作会议没提，人民银行还要提这个呢？

我认为，一方面表现政府对于目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比较有信心，觉得不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作为一个大国，汇率政策是比较次要的政策，把它淡化处理。汇率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变成国家政策，而是变成一个部门政策，就是哪个部门管，哪个部门提这个政策。

今年经济内外部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人民币汇率也会随内外部环境变化出现振荡走势。升值的时候，市场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结果；贬值的时候也要有预案，市场会不会出现比较过激的反应。

要在政治上要做情景分析，压力测试，一旦出现坏情况，应该怎么办。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市场，我们的市场适应能力在提高，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要对出现的不测情况提前要有所准备。

人民币守7的心理关口，要做好准备

原子智库：人民币汇率是否破7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但是对于是否需要不惜代价“保7”，各方观点不一，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管涛：“7”这个关口，2016年底时市场曾经炒作过，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技术阻力。去年人民币汇率是从年初6.5几一路下来，一路跌下来跌到7附近，最低时候到6.96，跌了超过3%，这意味着拿人民币资产的人，从汇率考虑就损失了。

7是不是一个心理关口，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的。也许市场可能不会容忍破7，跌下去了，一定程度会引起市场恐慌，这是一种可能。

我一直坚持任何政策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政府选择守某个心理关口，就要做好思想准备。

有可能在破心里关口之前，市场反应比较平静，各种外汇收支行为都比较正常，但是破了关口以后，市场就会出现剧烈波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要考虑怎么办，是不是要守，重新守某个关口，或者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手段。

如果守某个心理关口的时候，伴随着基本面恶化，就有带来较大压力。遇到极端的情况，要用资本管制的措施，实际上也有利有弊。

前些年我们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的经常项目有比较大的顺差，对资本流入的依赖不大。现在项目已经基本平衡，个别时候可能还会出现逆差，对资本流入的依赖比较大。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境外人民币增加，采取管制措施有可能会打击一部分投资者的信心，有可能引起资本流出，反而会加大这个难度。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能够做成的事到现在继续拿回来可以照搬，还是要做预案的。

原子智库：很多人说，要强调政策中立，不应该预期主动管理升值或主动管理去贬值。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

管涛：是这样的。政策助力实际上是有前提条件，即市场环境。当外部市场环境中性，供求基本平衡，资本流动有序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无论汇率政策还是监管政策都是中立的，既不鼓励流入，也不鼓励流出，按照现有政策支持依法合规的流入和流出，汇率政策中性就是说汇率调控不是选择水平，是防止汇率过渡或者异常波动。

2017年9月份以后，我们的基本情况是供求基本平衡，资本流动有序。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坚持比较中性的政策。

经济调控，政策工具要多样

原子智库：最近有一种说法，面对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已经很难单纯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解决问题。管老师如何看待这样的“多工具论”？

管涛：理论上来讲，政策工具一定要比政策目标多。解决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工具多了以后，每个工具分担一点调整负担，可以减轻单一政策工具带来的过渡承压。

以前人民币汇率低估，我们不动其他政策，就动汇率政策，于是人民币汇率一直持续单边升值。如果那时候我们想着把劳动保护加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增长，就可能通过其他政策分担压力，不会搞成粗放性的出口扩张。

这些事情没做，所有的压力都反应到汇率上，汇率升的不够就表现为外汇储备过渡积。

中国经济遇到的其他问题，比如说杠杆问题，也不能只靠几个政策。工具越多越好，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出了问题，货币政策该做什么，财政政策要做什么，产业政策该做什么，我觉得这些都要考虑。

担心人民币贬值而配置海外资产？这是错的

原子智库：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外资对于跨境人民币资产的兴趣好像有所提升，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和股市估值有关系吗？您如何看待现在A股的投资价值。

管涛：A股经历几年调整，已经具备投资价值，外资愿意配置人民币资产，这是其一。第二，人民币债券和股票最近陆续被纳入一些全球指数，这也增加了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的兴趣。现在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率要比主要国家的债券收益率都要高，增加配置也是合理的。

这一定程度也反应出外部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不同的理念。人家看中长期趋势，觉得中国中长期来讲经济没有大的问题。去年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严监管，去杠杆，国内批评声一片，心态很悲观；我们跟境外机构投资者聊，境外机构投资者就觉得这是好事。

他们的理解是，中国政府说了很多年要降杠杆，原来只说不练，去年终于见到效果，觉得这是往正确道路走。尽管短期内造成市场动荡，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受到冲击，投资者信心上也有很大波动，外部投资者他们不这么看，他们觉得中长期看好，于是增加了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现在很多专家给中国个人投资者做投资建议，都说现在人民币贬值，应该增加海外资产配置。我觉得恰恰是错的，海外资产配置不同于炒外汇，除了专业人士做，一般人做不了。

配置海外资产需要做研究，熟悉市场的环境，投资熟悉的产品，而不是乱投。人民币升值时你还可以配一点海外资产，现在反而要等一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作者：管涛，头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