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疆神社

帝国扩张常伴随宗教的渗透，而对外渗透的宗教则要面临是否以及如何与新环境相调适的选择。在 日本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兼具传统宗教色彩与近代国家意志的神道教跨出国门，在海外建立起其象征物 ―神社。这些明治维新以后建造于日本新开辟的领土、殖民地、势力范围以及日侨聚居地的神社，被统称为“海外神社”。

1940年日本政府颁布“宗教团体法”进一步强调神道的国教地位并规定各宗教完全划归政府管辖公然提出宗教教义要适应军国主义思想。神道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宣扬天照大神是日本国神，是日本国民的保护神；每代天皇都是现人神——天照大神的化身；日本人凡是为天皇而死就是为天照大神而死，死后也必定成神。近代的日本的神社不仅供奉神灵，以及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的亡灵。神社成为日本军队和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人的重要精神寄托之所。

1928 年 7 月，小笠原省三以内务省嘱托的身份，在诹访神社宫司高阶研一的委托下，前往巴西推 进神社建设工作。然而，当地的日侨和外交官员不予支持，结果以失败告终。其后，他先后组织或参与 了“东亚民族文化协会”“海外神社问题研究会”“海外神社协会”等团 体，并多次前往朝鲜、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华中等地参与神社筹建工作，直至日本战败。在此过程中，小笠原始终坚持海外神社在地 化的主张，认为神社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自然会受到时代与风土的影响乃至支配。相应地，神社的 祭神、祭祀样式等也不必拘泥于日本原有的规定。以巴西为例，他主张在奉祀皇室之祖神天照皇大神的 同时，也应奉祀开拓巴西的伟人彼得罗；社殿应集合日本的神社精粹，同时充分考虑巴西的气候与习 惯，以便日本人和巴西人都能自由礼拜。

小笠原省三（Shozo Ogasawara Shozo，1892 年 9 月 14 日 - 1970 年 11 月 12 日）是一位神道学者。出生于青森县南津轻区（现藤崎町）藤崎村。 1902 年毕业于国学院大学。 1922 年，他创立了神道教宪论社。《神道评论》出版。 1937 年，他成立了海外神社问题研究小组。1938 年夏天，北京神殿成立。1947 年，海外神社历史编纂协会成立。1970 （昭和45年）年 11 月 12 日因肺炎在东京国分寺市的家中去世。

在中国的神社建设中，小笠原同样坚持在地化的主张。1938 年 4 月，他草拟了《满洲及支那应奉 斋之神社的基本条件》（以下简称《基本条件》），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理想中的神社样式。在文章起 始，小笠原强调神社并非一成不变，而应“常与时代和环境顺应调和”。因为神社本就担负着普及于世 界的使命。为此，祭神、社殿等都不能照搬日本国内，而必须与所在地区相调适。祭神方面，小笠原主张奉祀天照大神、天神地祇以及国魂神。除了天照大神是日本祖神外，天神地祇极为笼统，国魂神则是 “本土”神灵。

在社殿方面，小笠原主张以权现造（神社的建筑样式之一，本殿与拜殿通过 币殿连为一体）为主体，与中国庙宇的样式相调和。此外，鸟居、狛犬等神社的附属建筑物也应与中国 本土的样式相调和，洗手池可以用香炉等物替代。在祭祀形式方面，小笠原主张祭祀服装不要使用白 色―在日本，神职人员多着白色服装；但在中国，白色为丧事所用之色。对于祭词，他希望能让中国人易于明了。最能直接体现在地化理念的是关于神社与中国人关系的论述。他提出，神社最初以日本人为中心，但应逐渐扩大到其他民族，使所有人都成为“氏子”（即居住在神社所在之地的信仰者）。不仅 如此，神社的神职人员为日本人固然好，但也应逐渐采用中国 人。总之，在中国的神社不应处于日本国内的“延长线”上，而应与本地相调适，实现在地化。

然而，小笠原在地化的主张遭遇了颇多阻力。例如，1939 年小笠原提出蒙疆神社应以成吉思汗为祭神，就遭到驻屯军的参谋长坚决反对，为此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此外，兴亚院也是海外神社在地 化的反对力量。兴亚院是日本管理中国占领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务的中央机 构，1940 年 12 月，该 院专门就海外神社问题宣布意见：一方面，与日本的对外扩张相呼应，兴亚院支持在海外建立神社；另 一方面，坚决反对海外神社的在地化。兴亚院认为神社祭神乃“帝国之神祇”，不应奉祀具有本地色彩 的国魂神―即使需要奉祀国土开发之神，也应是日本的神灵。关于社殿，兴亚院要求依照“内地之 例”进行建设，并特别提到不得“迎合支那人之民俗“。在神职、祭祀等方面，兴亚院也坚持日本国内的标准，反对与当地进行任何形式的调适。

天照大神

小笠原主张以具有本土色彩的“国魂大神”为祭神，正是考虑到了海外神社的祭神与本地居民的关 系问题。早在朝鲜神宫镇座祭（1925 年）前后，小笠原便参与到关于祭神的争论中。当时，名为“国 魂大神”的祭神尚不存在，他主张除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此点基本无争议）外，还应奉为祭神的是朝 鲜传说中的开国之君“檀君”。但这一主张受阻，最后檀君和其他朝鲜的建国有功者合并为一柱，统称 为“国魂神”（后改称为“国魂大神”）。换言之，“国魂大神”是本地神灵与日本神话相结合、相妥协的 产物。

实际上，在小笠原及其他主张以国魂大神／国魂神为祭神的神道家的表述中，国魂神信仰也确实 被建构为日本的“传 统”。小笠原就明确提出，对国魂神的祭祀是“日本最古老的信仰”，但从1925 年 的朝鲜神宫开始，这一“传统”被打破；直到 1934 年，朝鲜的京城神社才确定以国魂大神为祭神。 在朝鲜，小笠原等人以国魂大神为祭神的本意是强调“土著性”。但在具体实践中，国魂大神的本 土色彩却被厩离，成为一种相对日本“中央”的、位于边缘和“地方”的象  征。而在并非日本“领土” 的地区，情形又有所不同。小笠原曾去过的巴西自不必说，即使在中国占领区，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也非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就使海外神社的在地化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除了侨民团体、占领军、 领事馆、神道活动家等日方因素，甚至伪政权方面也可能影响祭神的选择。

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语：ᠳᠡᠮᠴᠣᠭᠳᠣᠨᠷᠤᠪ，鲍培转写：Demčugdongrub，西里尔字母：Дэмчигдонров[1]，发音： [tɪmt͡ʃʰəktɔŋrəw]；1902年2月8日—1966年5月23日），人称德王（Дэ ван），字希贤。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苏尼特扎萨克杜棱郡王，曾任锡林郭勒盟盟长，主张蒙古独立。20世纪30年代起与日本关东军合作，在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察哈尔省、绥远省等地建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并担任要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其作为蒙疆首要战犯。

德王着日本军装照

如在筹建蒙疆神社时，小笠原就专门与德王进行了会谈，商定以成吉思汗为祭神之一。这一意见遭到了驻屯军参谋长的强烈反对， 最终未能实 现。建成后的蒙疆神社祭神除了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国魂大神，还有1940年9月4日死 于飞机事故的北白川宫永久王。

1940年初日人策划在张家口建造神社——蒙疆神社，蒙疆神社选址在日新领事馆附近，计划总工费35万元蒙疆券，由日本国学院大学神道部讲师、淡山神社弥宜井上龙雄负责设计。为了蒙疆神社建造的顺利，成立了负责策划和援助的奉赞会。由日本驻张家口总领事渡边信雄担任会长。

蒙疆神社于1940年8月开始建造，翌年9月第一期工程主殿及其附属建筑物完成。神社门前的石碑上刻着“ 日本神社” 四个大字。10月16日举行了镇座祭。

1943年8月，神社工程全部完工。蒙疆神社的祭神是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和国魂大神以及1940年9月4日死于飞机事故的北白川宫永久王。

北白川宫永久王（平假名：きたしらかわのみや ながひさおう，1910年2月19日—1940年9月4日），日本皇室北白川宫第四代成员，明治天皇外孙，大日本帝国陆军职业军官，大尉军衔（死后追授少佐）。贵族院议员。陆军大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王孙，其父北白川宫成久亲王为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长子。大勋位菊花章颈饰、大勋位菊花大绶章获颁者。其母亲是明治天皇第七皇女成久王妃房子内亲王。1940年9月4日，在中国察哈尔省张家口（时为蒙疆自治政府统治）因飞机坠毁身亡，时年30岁。

1941年4月30日，蒙疆神社举行第5回合同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蒙疆神社的活动越来越频繁。12月9日，神社举行向英美宣战诏书的奉戴式。1942年1月8日举行战胜祈祷仪式。2月19日举行战胜祈祷临时大祭。3月14日，神社行大东亚战争胜利奉告祭。

4月29日，由张家口市公署和该市日本居留民团主办，在蒙疆神社举行了天长节庆祝活动。日本驻蒙军司令部、兴亚院联络部、蒙疆政府各机关及学、商、民各界参加，不少中国民众也在其中。庆祝活动包括致词、宫城遥拜、齐唱日本国歌、向日蒙国旗敬礼、默祷战死官兵、向蒙疆神社行礼、三唱万岁等最后还在蒙疆神社种植了樱花。

10月8日，在蒙疆神社举行了隆重的飞机命名仪式。蒙疆政府向日本陆海军捐献的6架飞机被命名为“蒙古号”以显示蒙疆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支持。

12月30日，在蒙疆神社举行日本军征战完遂祈愿祭奠，共同祈祷大东亚战争的胜利。

1943年4月3日，适逢日本的神武天皇祭，以蒙疆神社为首蒙疆各地举行了遥拜式。

1945年美国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随即发布了《神道指令》，宣布政教分离，标志着国家神道的瓦解。大部分中国境内的日本神社也在抗战胜利后被拆除或废弃，这段历史随之被人们淡忘。但是，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没有从亚洲的上空彻底消失。作为死亡日军“灵之所在”的靖国神社，至今供奉着14位甲级战犯的“英灵”，接受多届日本首相的参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华神社的史实才开始被重新提及，各处的遗迹与相关记载也才再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蒙疆神社的拜殿并没有在改建时完全拆毁；当时只是将其日式屋顶拆除，保留了下面的房屋，并一直保存至今。忠灵塔也只是炸毁了上半部分的塔身，保留了塔身下的基地；1950年，利用其基础部分修筑了著名的察哈尔烈士纪念塔。这种改造日本神社变后世革命纪念建筑的事情在中国并非孤例。

1958年6月郭沫若来张家口时为水利灌溉工程七里山渠题写的“七里山渠”碑不知何故采用了原“蒙疆神社”碑

参考资料：

《海外神社的在地化？ ——以小笠原省三在中国的活动为中心》，南京大学，谢任。该文考察了北京及南京两处神社的建筑在地化

《从神社看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地区的文化侵略》，内蒙古大学学报，任其怿

澎湃新闻：《日本军国主义如何利用神道教为其侵华服务》

张家口胜利公园

1937年8月，日军侵占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并先后在张家口扶持了日伪政权察南自治政府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并建立蒙疆神社。

所谓蒙疆神社，据《张家口市城乡建设纪事》中记载：其建成于1940年，蒙疆神社建成后，日军又策划建筑蒙疆忠灵塔，作为供奉日军亡灵之地。

蒙疆忠灵塔建成于1942年10月，1943年4月，举行了大规模的第一次例祭。蒙疆神社与蒙疆忠灵塔，都建筑在张家口东山坡，连为一体，统称为蒙疆神社。

1945年8月23日，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八路军收复了被日军侵占八年之久的张家口。9月，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由阜平迁到张家口。在这里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大刀阔斧的革命，将蒙疆神社改名为“胜利公园”。

在《张家口城乡建设记事》中明确记载着：“1945年8月，市政府决定将蒙疆神社改建为公园，并定名为胜利公园，以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张家口留存下来的历史照片中，有一张经典老照片，画面展现的就是1945年9月16日，张家口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的场景，这里就是拍摄地。

在《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一书中也有相关记载：“1945年10月29日，市政府决定摧毁敌忠灵塔，改建胜利广场及公园。”这则记载说明，改建的胜利公园，不但包括蒙疆神社拜殿部分，也包括忠灵塔所在区域，包括现今的察哈尔烈士陵园与胜利公园在内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设立胜利公园的用词为“改建”，而非“新建”。

笔者经过实地考察，蒙疆神社的拜殿并没有在改建时完全拆毁；当时只是将其日式屋顶拆除，保留了下面的房屋，并一直保存至今。忠灵塔也只是炸毁了上半部分的塔身，保留了塔身下的基地；1950年，利用其基础部分修筑了著名的察哈尔烈士纪念塔。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共军随即撤离了张家口。

1948年12月，张家口第二次获得解放，这里又重新命名为“胜利公园”。

从此胜利公园，成为张家口政府与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据《张家口文史资料·察哈尔纪事特辑》中记载：“1950年4月5日，察哈尔省直机关、张家口市各界群众9000余人，在市胜利公园追悼革命烈士”。

1950年，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决定兴建察哈尔革命烈士纪念塔；1951年4月落成后，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张家口许多重要活动都在察哈尔革命烈士塔举行。

1952年11月14日，察哈尔省和张家口市各界人士在察哈尔烈士纪念塔举行追悼大会，追悼英年早逝的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杨耕田同志。

李志刚撰写的《张垣百年历史看桥东》书中记载了当时具体建设的情况:1958年，胜利公园重新规划建设，铺筑园路，充实园景，公园园门处建设三阶高层四角重檐凉亭，园景进一步美丽。

1976年，察哈尔烈士陵园正式落成。胜利公园与烈士陵园同时成为张家口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其中烈士陵园更具有政治意义；在此后的日子里，每年市里的每一所学校，都在这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张家口胜利公园掠影